财政收入超速增长须防治理风险

2019-11-10 21:17:46 来源: 巴音郭楞信息港

财政收入超速增长须防治理风险

财政部日前公布数据显示,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74286.29亿元,同比增长30.9%。由此测算,今年财政收入将突破10万亿。

光明有篇文章研究了10万亿对于每个中国公民意味着什么:据国家统计局初步统计,2010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3.4亿,相当于每个中国公民人均贡献财政收入近一万元。据2010年的一项人口普查显示,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3.5%,14岁以下的人口目前占16.6%(中国法定劳动年龄应该是18岁,否则被视为童工。)全国残疾人口总数为6.34%(残疾人不需要纳税),此外,还要排除一些不需要纳税的军人、常年生活在国外的人口等等特殊群体,保守估算,应该有占总人口的40%至少不是纳税主体,换句话说,实际有劳动能力产生财富的公民(包括低收入的农民)人均纳税已经超过1万元。

在全球经济危机纵深发展的这几年,国家财政收入一年比一年增长,直到今天如此规模,对纳税人来说,可能意味着企业和个体生活步履维艰,意味着更多治理风险正在酝酿。借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评论:“GDP增长几何?百姓收入增长几何?政府财政收入过高,常常会出现非生产性活动大幅增加,生产性活动成本增加,挤压企业利润空间和个人消费空间,减少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的现象。

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看,经济问题导致政治风险可谓常态:1642年英国内战、1789年巴黎士兵攻占巴士底狱、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。这些都是社会动荡,均有深层次经济因素。

而在晚近的中国:1895年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国家背负沉甸甸的外债,为了对付国内日益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等综合性危机,中国不得不放松了对民营企业的管制,导致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“春天”的来临;与此相伴随的是,中国的制度变革没有进展,1901年签订《辛丑条约》后,中国再次放松对民营企业的控制,革命派和立宪派在赛跑,直到由于财政困境,清朝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忘乎所以地将铁路收归国有,四川兴起了“保路运动”,辛亥革命在一种“蝴蝶效应”中出乎意料地成功。

今天的中国社会,存在着世界成功的革命传统,给中国留下了为灵活的统一战线,留下了分类控制的维稳体系,留下了为坚强的危机动员机制。这个社会大体上保持了三十多年一贯的稳定,原因在于革命传统成功地接纳了中国社会重视民生的儒家传统,并且在多年国有企业改制(有人说成功,有人说失败)之后开启了10年之久的国企扩展。看来,只要维持现状,加大民生投入,应可保持社会稳定。

事实上,政府也是这么做的。仍然引用国家财政部的数据:前8月,住房保障支出增幅,达1814.04亿元,增长68%;医疗卫生、城乡社区事务、交通运输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增幅也较为明显,增幅分别为58.3%、43.5%、39.7%和37.7%。从数据中不难得出,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入,远远大于同期全年财政收入的增长。

从中,能够得出的几个结论是:首先,今天政府更加体恤民生疾苦了;此外,今天政府意识到,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,应该通过对民生疾苦的体恤,来缓解社会矛盾的加深。

不过,政治经济学是去道德化分析的。近几年与财政收入年年增长相伴随的是,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一年比一年多,事件的参与者不再如过去是单一个体、特定职业的维权,而是跨阶层、跨地区。

一些地方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,一边向中央要拨款,一边挖空心思掠夺性开发。陷入了那种互相比赛谁的财政收入增长得更快的、涸泽而渔的、恶性循环的逻辑之中。一些地方政府被既得利益群体绑架,由于法治欠缺,激化社会矛盾,引起了民众抗议。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有限,能够安稳用人民币解决的“人民内部矛盾”也有限。国家财政收入的分配,也不一定全是向着集约化方式进行的。这样,政府管理就酝酿着风险。

政府决策一直有个困境:发展顺利的时候,人们常常不思进取,认为一切都好。国家日渐增长的财政收入数字,似乎给这个不思进取提供了的温床。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就会随之出来,去误导决策者。

沉溺安乐,自我满足一旦成为家常便饭,迟早会促使财政危机发生。

所以,对今天来说,当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之时,当财政还能增长之时,执政者一定要有危机意识,要趁早吸纳民意,要加快减税步伐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,通过司法制度创新保障社会公正。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加强人大的财政预算决算审批权,督促党政机关依法治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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